我家小區有一成功人士，家里擁有一輛據說值五六十萬塊錢而且很體面的車和一條同樣價格不菲也夠體面的狗。車位空著的時候，一般就是男主人在外面忙活，如果天氣好，很優雅的女主人就會出來遛狗，還時不時會端一本書在花園看著。這個場景從一年前的某個時候開始，直到今天還延續著，很是讓人羨慕。我那命苦的老婆經常拿這來教育和督促我：“你看人家……”當我決
定也花上一點錢買條狗來陪伴她常常感到寂寞的日子時，她很是不屑：“狗誰買不起啊？重要的是，你必須在擁有一輛像樣的車之后，再擁有一條狗。”

　　汽車是工業文明的符號

　　我老婆讀書不多，但她卻碰巧提及了一個叫福斯特的美國人在上世紀40年代所闡釋的文明生活五要素中的關鍵兩個：車和狗。福斯特在他那本并不是特別出名的《文明》一書中認為：汽車是工業文明截止到他那個時代認同率最高的符號，它意味著人駕御自然和延伸自我的成就感。事實上，美國作為新興工業國家的成功標志，就是1950年代汽車制造業的產量首次超過歐洲（碰巧的是，日本工業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成就感，也是以日本車戰勝美國車為標志的）。說到狗，福斯特的看法是：它與汽車對速度的追求截然相反的是它的慢。在他看來，人們透過對汽車的熱愛，表達的是自身對以效率為核心的工業文明價值觀的認同，而他們通過與狗這種動物某種親密關系的維持，表達的卻是一種相對人性化的訴求：忠誠、私密、休閑而又舒緩。

　　福斯特生活的那個年代還沒有真正進入所謂“汽車時代”，那時候，全世界跑著的汽車還不到3000萬輛，我看過的一份材料顯示，當時美國最大汽車制造商福特公司的年產量，也不過只在60—80萬輛之間。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汽車只是文明對人的延伸的一個方面罷了——它延伸了人的雙腳，使行走更為快捷、省力而已。

　　汽車在當代文明中的重要性是到了它變得便宜易得且超越了簡單代步工具之后才顯現出來的。同樣，它的全部麻煩也是到了人對它的依賴越來越大、對它的喜愛越來越深以后才開始暴露出來的。

　　作為宗教的汽車文化

　　誰是最早向汽車發難的人，現在已經難以索考，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有學者提及阿拉伯人對汽車的不滿，是因為他們一直把汽車看成是西方人信奉的有害的宗教。是否有害這里撇開暫且不論，但說汽車已經成為現代人的宗教，卻一點都不為過。盡管后來我們知道，當石油給許多阿拉伯國家帶來巨額財富后，這些國家在成為世界豪華車的最大市場之一的同時，也因為石油資源之爭所帶來的無窮無盡的社會動蕩而成為了汽車這一工業文明間接的受害者。

　　作為一種宗教，汽車已經有了自己慢慢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一體的價值觀。比如說，汽車文化中對等級的界定和劃分以及由此形成的儀式感；比如說，汽車文化對機械性能和速度效能的膜拜以及由此形成的迷狂心態；比如說，汽車文化對男權性別至上觀念的強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消費霸權等等，所有這些，已經超出了汽車對人類生活所帶來的諸如事故傷害、污染、擁堵等一系列有形的破壞，而成為一種非理性勢力的化身。

　　事實上，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種宗教的汽車文化，正在用它特有的邏輯來強化這一機械物件對人們生活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它不斷誘惑和激活人自身的種種欲望，并利用各種方式來賦予這些欲望以合理性——我所知道的最早的汽車廣告語是：它能用最快的速度把你帶到最遠的地方。盡管汽車擁有量的增加帶來了許多問題，但汽車文化會同時找到另外一套合理性來消除你的煩惱。比如，汽車造成城市市內擁擠而且空氣不好，于是就出現了似乎是更人性化的郊區生活理念；比如，當汽車日益普及成為一般大眾消費品之后，先前那些強調汽車民主的人又發明出一套所謂身份和趣味理論，告訴你必須擁有更為個性化更能體現你不凡身價的車等等，汽車文化就是這樣不斷完善和豐富了自身那一套非常強大的修復和延展功能，并由此擁有了對所謂現代生活方式的最終解釋權。

　　中國人汽車難題

　　當然，不管是有形的破壞還是無形的破壞，在生活中能清楚地意識到汽車的種種弊端的人實在不在少數，但卻很少有人真正想要放棄汽車。具體說到中國，我們常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有西方發達國家的前車之鑒。

　　事實上，在汽車這個問題上，我倒覺得我們不僅沒有避免那些西方汽車大國曾經遇到過的種種問題，反而把這些問題極端化了。至少，我覺得在一味強調汽車對生活重要性這點上是變本加厲了。比如說，一般美國家庭從購買第一輛車到擁有第二輛車的時間差不多是20—25年，而我們的車商在大多數家庭連買第一輛車還要左挑右比的時候就在大談“第二輛的個性空間”訴求。

　　就像整個文化開始進入“速成階段”一樣，汽車在中國的急劇增加，正在對整個社會既有的價值體系、城市生活形態甚至社會關系形成尖銳挑戰。從2001年《道路安全交通法（草案）》所體現的“撞了白撞”，到今年5月正式頒布出臺的《道路安全交通法》中所規定的“機動車負全責”，其間所引發的社會情緒的波動和多種觀點的爭議，至今也沒有平息下來。在不到5年的時間里，公共政策的導向出現如此巨大的變化，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盡管這種堪與機動車速相匹配的高效率在客觀上可以加速社會發展的進程，但我仍然懷疑：一個在短時間內用急就章式的方法建構起來的公共政策，能實現真正的公正嗎？

　　汽車與文明的悖論

　　質疑汽車的人常常愛拿汽車消耗地球的能源來說事，但其實，我覺得問題真的不在汽車本身，何況，當今的汽車在消耗能源和破壞環境方面未必算是罪魁禍首。就石油而言，以人類的聰明，當石油將盡之時，我們肯定可以找到可替代的新能源。所以說毀于汽車，是不是也太抬舉汽車了？其實，汽車的悖論反映的是整個文明的悖論。設想一下，我們生活中的哪樣麻煩不是由我們現在所享受的讓我們沉醉于其中的文明所帶來的？就像我們已經離不開空調、手機、電視和互聯網一樣，我們離不開汽車，而這些最重要的東西又恰恰是最有問題的東西！

　　把問題捅到文明這樣的大問題上，的確有點為我們自己開脫的嫌疑。200多年前，憤世嫉俗的盧梭把剛剛出現的現代文明貶得一錢不值的觀點，大家會覺得很偏激；50多年前的邏輯學家兼文明學者羅素就不偏激，他并不一概反對文明的那些成果——他自己就是那個時候有車的英國學者中少有的自駕者，而且他還熱愛飛行，他強調的是要審慎并且有節制地利用發達的科技給我們提供的一切，“任何一種對于技術的近乎狂熱的情感都是有害的。”但人們對此也很少聽得進去，反而憋足了力氣要和他們較勁，文明成了一潭攪不清的渾水，它承諾的美麗新世界至今還遙遙無期。

　　或許，像文明這樣高深的問題只能交回給像盧梭或者羅素這樣的聰明人來解決了。對于蕓蕓眾生而言，最現實的辦法是，實現自己的夢想，做一個成功人士，在擁有一輛車的同時，再養一條狗，如此而已。